一、家世背景与仕途进阶

刘墉（1719-1804），字崇如，号石庵，山东诸城人，出身于显赫的“诸城刘氏”家族。其父刘统勋为乾隆朝首席军机大臣，叔父刘纶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。这种家族背景为其仕途奠定基础，但也带来“荫庇过重”的非议。  

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刘墉以恩荫生身份参加会试，却刻意避嫌未列高等，仅中二甲第二名。《清史稿·刘墉传》载其初授翰林院编修时，乾隆特谕：“刘统勋子不必回避，朕知其端谨。”此举既显帝王权术，亦暗示刘墉需以实绩自证。  

宦海五十载，刘墉历任江苏学政、湖南巡抚、左都御史等职，始终秉持“守正不阿，宽严相济”的为政理念。任湖南巡抚期间（1780-1782），恰逢《四库全书》编纂高峰，他既配合朝廷查缴禁书，又暗中保全《船山遗书》等典籍，体现士大夫的文化担当。  

二、政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

刘墉的政治生涯始终与和珅集团保持微妙距离：  

- 乾隆朝：若即若离

  虽未公开对抗和珅，但在1786年审理国泰贪腐案时，他借查办山东库银亏空，斩断和珅党羽布政使于易简，被昭梿《啸亭杂录》评为“风骨凛然”。  

- 嘉庆朝：顺势而为

  嘉庆四年（1799）正月初三，乾隆驾崩次日，刘墉奉旨参与审讯和珅，提出“赐帛留全尸”的建议，既遂嘉庆除奸之志，又避免株连过广，展现政治智慧。  

其处世之道可从书法窥见端倪：台北故宫藏刘墉《临苏轼书》中，刻意弱化苏轼的豪放笔意，转为圆润含蓄，恰似其“藏锋守拙”的为官哲学。  

三、帖学书风的巅峰代表

刘墉书法成就远超政治功业，被尊为“浓墨宰相”：  

1. 技法特征

   - 用墨如漆：首创“蜡笺吸墨法”，以特制宣纸承载厚重墨色  

   - 结体宽博：取法钟繇、颜真卿，字形外松内紧  

   - 笔势绵密：运笔迟缓如“老猿攀藤”，《艺舟双楫》评其“力厚思沉，筋摇脉聚”  

2. 文化象征

   - 北京故宫藏《行书七言联》“闲中觅伴书为上，身外无求睡最安”，反映乾嘉士大夫的处世心态  

   - 与翁方纲、铁保、成亲王并称“清四家”，却独树“拙中藏巧”之风，打破馆阁体窠臼  

3. 鉴藏贡献

   主持编纂《石渠宝笈续编》，鉴定历代法书，对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的考订影响至今。  

四、历史评价的双重镜像

刘墉的历史形象在官方与民间呈现显著差异：  

- 正史定位

  《清史稿》称其“以清介持躬，名播海内”，但亦指“政绩平平，书名为官声所掩”。  

- 民间演绎

  清末《刘公案》话本将其塑造成“智斗和珅”的清官，衍生出“刘罗锅”传说。然据清宫《脉案档》，刘墉确有驼背，但程度轻微，嘉庆曾戏称“刘驼子不失雅望”。  

- 文化隐喻

  其书法“墨猪”之评（包世臣语）与“绵里藏针”之赞（康有为评）并存，恰似对其政治生涯“守成有余，开创不足”的暗喻。 

结语

刘墉其人，恰是清中叶政治文化的典型标本：在文字狱阴影下守护士人风骨，于帖学衰微时重振晋唐法度。他的“守正”哲学，既成就了个人“三朝元老”的仕途传奇，也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在专制皇权下的生存困境。北京国子监现存其手书“辟雍”匾额，浑厚笔力中蕴含的，不仅是书法造诣，更是一个时代精英的精神密码。  

（本文考据文献：《清史稿·刘墉传》《石渠宝笈续编》《啸亭杂录》《艺舟双楫》及台北故宫、北京故宫藏刘墉墨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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